2006年，张维忠以一幅风格独特的楷书《愚溪诗序》，一举夺得中国书法最高奖“兰亭奖”一等奖。

　　这种引进了行草笔法和意趣，使楷书于端庄中透出一股灵动生命气息的全新楷法，一出现就给书坛带来了一股新风，也令张维忠由此步入当代中青年实力派书法家阵列：“林散之奖”，全国第四届正书大展奖，第十四届“群星奖”书法创作奖等数十个书法大奖，入选中国书协“三名工程”和全国中青年书法名家60人展，成为中国书法家协会楷书专业委员会委员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特聘教授，作品被中国美术馆、国家博物馆收藏……

　　匆匆8年。今天，当年获奖作品依然挂在书室墙上，然而，在思想和技艺均更上层楼的张维忠眼里，这幅曾标志着自己在楷书领域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作品，已然显出诸多稚嫩和缺憾处。

　　8年后，再次落笔，同样的一幅书写内容的作品，已是又一派崭新的风味——这位46岁的书法家，在他书法生涯的顶峰时刻，正在更高的层面上酝酿着又一次自我蜕变。

以行草笔意入楷

　　“写楷，对于书家，需要一种生命的勇气，生命的定力，生命的搏击力。”著名艺术家韩静霆说，维忠选择楷书为主要兵刃，真是天赐大器。

　　楷书是书法的基础。但是，举目当今书法界，楷书大家却分外难寻。原因并不复杂：越是基础的东西，做到极致就越难。因此，楷书是基础不扎实的书家的恶梦：点划必规，动笔有矩，法度森严的楷书，书写者的任何一点缺陷和失误，都会被以醒目的方式显示出来。

　　楷书的式微，是书法讲求个性张扬特色的风气所致？还是被这个时代急于求成的社会风气裹挟的后果？对长年身居军营、挥翰斗室的张维忠来说，选择楷书，完全是个人兴趣和性格的自发流露。从幼年至壮岁，他咬定青山，不急不徐：西安军校时，一次次饿着肚子留连碑林；白山黑水间，多少个日夜化冰挥毫；繁华首都，长年冷守小小的书斋……“以魏碑墓志为根，掺之以帖，用行草笔意书写魏楷书，形成空灵淡雅书法风格”——兰亭奖的这句简短颁奖评语的背后，是这位书法家数十年对楷书的执著追求。

　　在数十年如一日埋首碑帖探研楷书奥妙的同时，张维忠始终不忘根据自己的爱好旨趣，对传统进行熔铸、提炼、取舍、化合，从《张猛龙碑》、《崔敬邕墓志》等的长年临摹，到对帖的兼收并蓄；从颜、欧、褚到二王、明清行草以及孙过庭、米芾的书法中汲取营养，在笔法、章法构成上对魏墓志进行淘洗和提炼，以行书笔意融入北碑，造出自家新样，写出一种清气、逸气，赋予魏碑墓志以生命的律动和浓郁的时代气息。

　　除楷书外，张维忠同样于行草有极深造诣，这正是他能够引行草之意入楷的源渊。

　　“与钟繇为代表的第一代楷书古拙质朴相比，则显遒丽自然；与二王为代表的第二代楷书遒劲秀美相比，则显俊逸洒脱；与唐楷为代表的第三代楷书静穆、端严相比，则显跌宕灵动，独具浓烈的生命气息。”有同道评价说，“他的楷书线条引进行草笔法后，使楷书的性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静水流深，变法未央

　　楷书的无处不在的法度规矩会影响一位书法家的个性的发挥吗？欣赏张维忠书法，从一点一划到结字布局，我们既能深深感受到那种独有的浑厚稳重气象，又能清楚地感受到那扑面而来的活泼灵动气息……

　　楷书也能这样表达？

　　——这便是“寄妙理于法度之中。”

　　书法创新，特别是对讲究法度的楷书进行创新，是异常困难并充满风险的。而张维忠却以他大胆地创新，使楷书具备多元的审美需求和宽广的审美包容，实现了楷书创作历史性的突破。正如另一位书法家所评价的：张维忠的楷书，“在继承魏碑点画坚实、体势欹斜的基础上，更强调笔致的流动和飘扬，稍加牵带处则有行书意趣；结体以均衡稳妥为基本规律，偶作疏密聚散的变化处理，也是顺从笔势自然而出，不作有意的摆布安排，因而看上去从容洒脱，绝无生硬刻板之病。”

　　“书法家不可无风格，书法家亦不可死守风格的窠臼。”张维忠对于风格二字有着自己独特而深入的思考。随着眼界的不断拓宽的理论、技法的日益精深，这位勤奋的书法家仍孜孜寻求着新的突破。

　　更深地体会古楷的精神，更多地打破书体间的籓篱，更广地着眼时代审美……目送飞鸿，手挥五弦，今天再看张维忠的书法，从点划到笔意章法，已然产生了诸多变化：正如方家所谓的“法字严谨而飘逸，用笔劲到而绮丽，章法奇崛而空灵……特别是那些与行书相融的作品充盈着魏韵儒风，人文气象……”

　　书山有路，书山无极。对一位书法家而言，寻找自己的道路，形成属于自己的风格，是一场异常艰苦征程——数十年如一日摹碑临帖，于写破万卷的漫漫辛劳中捕捉那稍纵即逝的创新灵感是何等的不易，而在取得这千不得一的成功后，张维忠却毫不留恋和固守既有道路，坚定迈开了走向新的创新征程的步伐。

　　对一位成名的书法家来说，书法的创新，风格的变化是有风险的。然而，在张维忠眼里，“以白石先生的高才，犹有‘衰年变法’，我们对书法的探索，岂敢自束手脚？”

君子不器

　　如果以书法谕人，楷书无疑便是书中的君子，方正温厚、不疾不徐。张维忠为人，一如他笔下的楷书，于温和含蓄端严大方中，时时溢出艺术的灵气。

　　从幼时受父亲的影响学书以来，张维忠便谨守“君子不器”之训，体现在书法上，则先意境而后技法，求书道而忘得失；体现在做人上，则是艺术工作各行其道，绝不以钻研书法而轻忽手中的工作，亦绝不以工作因素而影响左右书法创作。从八十年代末步入军营，几经调迁周折，不务虚，不追风，以勤勉严谨的工作一步步发展为空军上校，他的军旅路走的坚实而清正。他的书法之道也一样，专心楷道，醉心翰墨，不亟亟于变，不汲汲于成，不动声色地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楷书之道。

　　如果不是走进他的家，我们很难相信那间仅10来平米的斗室，便是这位书法家忘情挥翰的全部空间。“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维忠曾把这小小斗室形象地自号为“半亩斋”，满架满壁满地的书卷却明白地宣示：这位读万卷书、写万卷字的书法家，有着异常宽广的眼界和高远的追求。

　　追求的高远决定了他对书法之道的执著，决定了他“不器”的气度格局——作为一名书法家，维忠既不崖岸自高，也不介意现实中的地位市场，无论是显耀的将军还是普通士兵，只要找上门来，必不空手而归。

　　直到今天，张维忠仍保持着几十年来形成的“做功课”的习惯，每天，不管有多晚，他都要像当年初习书法时一样，一笔一划地写“作业”。也许正是因为这种难得的坚持和勤奋，使他的书法能够于百尺竿头之上更寻进步。

　　君子不器，因为君子有道。张维忠他所追求的“道”，就是书法的“自由王国”。这，也正是他能在书法创作中不断否定自我、突破自我而迈入新境界的根本原因。

　　清代李瑞清在《玉梅花盦书断》中曰：“学书先贵立品。右军人品高，故书入神品。决非胸怀卑污而书能佳，以可断言也”。从历史上来看，书法家的人品格调可谓参差不齐，李瑞清这一说话似嫌武断。但，那些真正空前绝后的大书法家，从王羲之到颜真卿，却一定是品行书法如一，做人和书法都上升到了“道”的层面的脱俗之人。

　　大道渺渺，惟有识兼有志者方能得望其门墙。令苦求书法之道的张维忠欣喜的是，在自己的书法“登堂入室”之时，他14岁的儿子张瀚文亦展示了书法天分：从9岁获“寻找美丽的中华”全国青少年书画大赛少儿书法一等奖，到13岁获北京书法双年展少年组二等奖，可谓“雏凤未试翅，清音已满耳”。